很多后世观者会觉得初代大众国民车Type‑1也就是甲壳虫的造型古怪滑稽，像一只趴在地上的大虫子。但这个轮廓并不是设计师为了模仿昆虫刻意创作，而是1930年代严苛的成本、工艺、动力条件层层挤压之后，得出的最优工程解，“甲壳虫”只是媒体后来给它贴上的外号。
1934年德国国民车项目定下硬性指标，车辆需要容纳两名成人加三名儿童，极速100km/h，百公里油耗不高于7升，售价控制在990帝国马克，这个价位仅仅略高于当时主流摩托车，远低于普通家用轿车的售价区间。为压缩成本，保时捷团队选择后置风冷水平对置发动机，省去水冷系统的水箱、管路、防冻液，零件数量大幅减少，低温环境也不用担心冷却液冻结，但这套方案带来新的难题，车尾的发动机必须依靠流动空气完成散热，车身尾部形态必须服务于气流导入。
受限于当时的冲压钣金工艺，车身大量直角弯折会造成钢板应力集中，冲压废品率居高不下，大规模量产很难落地，工程师只能大量使用平滑圆弧曲面，把应力分散到整块钣金之上，同时圆弧带来流线效果，初代甲壳虫风阻系数达到0.48，而三十年代同期普通轿车风阻普遍处于0.6‑0.7区间，在仅24.5马力的小功率发动机条件下，更低风阻可以直接兑现极速与油耗表现。圆润的壳体还可以在钢材厚度更薄的前提下维持车身刚性，进一步压低整车重量与制造成本。
车身设计师埃尔温·科门达基于底盘、发动机布局完成曲面塑形，整车轮廓自然演化出卵状的体态，1939年美国《时代》周刊记者看到展车，戏谑地将其称作Beetle，甲壳虫这个名字就此流传开来，而最初的官方名称是KdF‑Wagen，并没有任何昆虫相关的含义。设计过程中团队也吸收了捷克Tatra后置风冷流线车型的技术经验，将复杂的高端流线方案简化适配平民量产条件。
后世看它造型奇特，放在当年的约束之下，几乎没有其他可行方案。方正车身会带来散热、冲压、风阻的多重短板，风冷后置的布局决定车尾形态，廉价量产工艺决定不能大量使用复杂折角。这台国民车告诉后世，很多经典汽车外观，不是美学灵感先行，而是成本、工艺、动力互相妥协之后，诞生出来的意外产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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